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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胡亚东，男，1927年4月生。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90—994）、“化学通报”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老科协理科及技术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高分子合成研究中氟橡胶的合成获国家发明奖（1962年）。

莫鑫泉，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6月1日生。从事牛生长激素基因工程的研究，1986年转向从事分子进化的探索，建立了以DNA复性动力学为依据的真核基因组分析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DNA分子钟技术。以DNA核苷酸变化速率作为时间标尺，追索在进化过程中消逝的时空隧道中物种间的系统关系。1993年提出启动探索中华民族起源系统工程，1996年从藏族和汉族间遗传关系的分析开始启动。曾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基础局分子进化学科带头人，国际自然和资源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IUCN／SSC）专家组成员，北京遗传学会及两栖爬行学会理事，欧美同学会美国分会理事，Developmental Reproductive Biology杂志及多种学刊的编委。

马中，男，1954年3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社会兼职有：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董事。专业领域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经济评价，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三江平原湿地可持续发展。

曲福田，男，1962年8月生。现为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院长、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公共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主持完成了16项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出版专（合）著15部，发表论文110余篇。在制度经济与土地制度、可持续发展经济、自然资源政策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创新性成果。

吕永龙，男，1964年生。现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主持、参与负责或参加了20项国际合作、国家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和面上基金项目，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译）、合作编著中英文专著10部，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一次，获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并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首届青年科技奖。

某天文学家

莫鑫泉：我目前在用分子生物方法（m＋DNA）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人类进化史上仅是一段很短的时间，现在我们要问中华民族的源头哪里？56个民族的最早祖先是谁？56个民族之间的亲缘（遗传）关系又如何？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的关系或在世界民族之间的定位（黄种人晚于黑种人诞生吗？），以及中华民族的外延，如与印弟安人和东南亚民族间的遗传关系等，该研究题目的完成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谱写新篇章，而且也将为睦邻外交作出贡献。详细介绍请参考：“中华民族及现代人类的起源”（《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6月）。

马中：我正在研究的课题有：

（1）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我在这一地区已经研究了12年，投入了4个研究项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还有两个项目，其中包括一个由全球环境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投资项目。通过这些研究，我想寻找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进而为更大地理范围内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物排放。其意义在于根据我国国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效果地保护环境，更有效率地利用资源

曲福田：本人现在的研究课题主要集中于资源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传统发展战略、模式的扬弃，从简单的追求经济的增长转化为追求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描述了一个不允许使自然资源基础恶化的过程。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的转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适用，自然环境在穷国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与资源约束更为迫切。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在当前显得颇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价值观念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是自然资源价值的体现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构。传统的价值观念认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指导下，人们的生产、交换、消费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生态使用价值，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这种“失灵”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日趋贫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增加社会公众的福利。我所主持的江苏省重大软科学项目《自然资源核算及在江苏省的应用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研究自然资源的价值、价格理论及自然资源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方法，构建了自然资源核算的基本框架。根据理论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对江苏省的水资源、大气资源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高地估计了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仅水、大气资源的折旧，就使GDP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这说明江苏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一定的资源环境为代价而获取的。结合研究成果，本课题提出了改变资源配置方式，提供资源保护的制度安排，建立环境容量有偿使用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机制体现资源完整价值等政策建议。该研究成果可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

我主持的另一个课题——中荷合作项目《经济政策改革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以东南沿海为例》主要从产权、价格、农村非农就业等方面来探讨经济政策改革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农户经济行为又如何影响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该研究对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政策改革对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评价。研究成果可为下世纪如何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吕永龙：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分三个方面：一是探讨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能力，二是研究环境技术产业化的内在机制和生态工业的发展机理，三是研究环境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这三方面的研究课题都是与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增强生态系统持续发展能力密切相关的，这些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莫鑫泉：（二）在未来几年内，在生物学领域的突破有：

1、遗传、发育和分子进化和分子细胞工程学

由于《人类基因组绘图测序工程》即将完成，下一步就要定位基因和探索基因的功能，基因的遗传调控等，只有实施了这些步聚，才有可能治疗像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糖尿病及老年性痴呆等疑难病症，所以过去新闻界（他们的消息来自所谓的“科学家”）实际上过份乐观地宣传了《人类基因组绘图测序工程》的实用性，虽然在对某些已经研究透彻的疾病的基因，有可能较早研究、设计有效的药物，但对要广泛利用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成果研制特效药用于治病目的，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然而在理论研究方面，人类基因组DNA中含有大量重复DNA序列，这部分DNA迄今还不知道有否功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要一代一代地保存它们？科学家将在解读人类基因组DNA时破译这个谜，使生命之“天书”得到诠译。我们现在知道细胞的生命活动是在不同层次上有序调控的，就遗传学而言，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发现基因的调控规律，此外从基因在DNA上排列的固定位置，将可发现控制生长发育的一整套基因及其有序的表达方式，解释从一个受精细胞发育成人的细节。人类基因组工程的完成将促进分子进化的研究，我们可以追踪每一个基因的祖先及它们从简单向复杂，从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发展、进化的过程，因此，将从分子水平上回答人是从哪里来的，回答重复DNA是从哪里来的。人类基因组DNA中潜伏着一些病毒的基因或基因组、一些致癌的基因，这些基因及其由来将被曝光，爱滋病病毒的原始宿主是生活于非洲的几种猩猩或猴，因此美国的科学家已经提出测定大猩猩的基因组，以追踪爱滋病病毒，当然，如果我们能测定黑猩猩的基因组，那未人类是如何从灵长类进化成地球的主宰的谜也将被揭开，因为人类基因组DNA与黑猩猩的基因组DNA有97—98％是相同的，那么奥秘就隐藏在这2—3％DNA序列之中！

2、克隆技术正在向治疗人类疾病转向

三年前英国科学家从羊的体细胞克隆了羊（多莉），克隆多莉羊是科学家关于动物细胞具有全能性的假设的证实和技术上的重要突破。由于羊是哺乳动物，而人也是哺乳动物，因此理论上当然可以利用克隆羊的技术去克隆人，因此多莉羊被媒介炒得沸沸扬扬，以致人们忽视了另外两项极其重要的研究成就，一项是美国科学家培养了人胚胎干细胞，另一项是把这些胚胎干细胞定向地转变成其他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细胞，如心、肾、肺、胰岛，神经、软骨等几乎所有类型的细胞，因此结合这三种技术，一种治疗疑难疾病的构思已经浮现，如治疗严重心肌细胞坏死；可按如下步聚进行；

a．把卵母细胞去核

b．从患者身上取一些细胞，取出细胞核，注入去核的卵母细胞，电击。

c．在培养皿中使发育成含几十到200个细胞的胚泡。

d．除去胚膜，得到200个胚胎干细胞。

e．在培养皿中使这些胚胎干细胞定向转变成心肌细胞。

f．把心肌细胞直接注入病人的心脏，二周后病人痊愈。

由于使用了病人自己的细胞，其最大优点没有排斥的免疫反应。也不用开胸，由于除去了胚膜，把这些干细胞植入子宫，不会发育成胎儿，因此伦理上可以接受。

如果这个模式成功，则人类的寿命还可大大延长，现在美国等正在加速探索这一模式，如果一旦成功，它将使依靠基因组工程成就设计药物的很多计划落空，因为到那时也许不需要治疗像心脏病、糖尿病这些药物了，当然那些投资开发药物的老总们的发财梦恐怕要落空。

3．意识的探索

人类能成为地球的主宰，人类具有无比的科技创造能力，人类的大脑能对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形成种种“意识”，20世纪末的人类已经能制造超级电脑，它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但有人说电脑永远不会超过人脑，电脑之所以能战胜国际象棋大师主要依靠每秒几十亿次的运算速度和人类输入的下棋规划的逻辑程序，然而如果人们把“意识”和思维的规律教会了电脑，加上每秒几百亿次的运算速度，你还能断言电脑不如人脑聪明吗？世界上谁在研究“意识”呢？也许我们记得1953年发现双螺旋DNA结构的二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一位叫克里克，他在60年代初在遗传密码的发现上又有了杰出的贡献，此后他就投身到探索“意识”的工作了，意识和分子神经生物学将是分子生物学又一个层次上的热点。

吕永龙：总的说来，信息、生物、新材料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应用将会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有关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纳米材料、微机电系统、超级计算机、功能基因工程及其应用等方面的科学专著将会受到读者的关注，因为这些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改变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环境领域，随着信息科学、微生物学、绿色化学、新材料科学技术的深入应用，环境预防、控制和恢复技术将会取得突破。

马中：Allen Kneese《经济学与环境》和John Krutila《自然环境经济学》。前者用经济学和物理学相结合的方法，解释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学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决方案。后者开创性地提出自然环境的舒适性价值，为评估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和保护自然资源提供了经济学依据。

胡亚东：一是巴格特著的《完美的对称》（哲人石丛书之一），二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霍夫曼的《相同与不同》（支点丛书之一）。虽然两本书讲的主要是化学的问题，但都具有普遍意义。《完美的对称》一书描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一类新的物质——碳60（一称富勒烯）的经过。其副题“富勒烯的意外发现”并不一定准确，因为一切新的发现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意外也是规律之中的。这书描写了这一新型物质的被发现的经过，对一件重大发明或发现的种种过程，尤其是科学家们的思考与实验的完美结合与新发现物质的结构的完美对称是一致的。该书道出了科学研究、重大发现的艰苦和欢欣的过程。而《相同与不同》的作者既是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又同时是出版过诗集的诗人。他在书的前言中写到：“有趣的是，我发现许多人文主义者深深地感觉到科学家拥有许多深层的知识，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可能确是如此，但不过是在被仔细限制的宇宙的一些局部中。诗歌不论在何方，或在深沉的黑暗中，都将翱翔在我们要揭示和创造的世界里”。在生动地谈论化学科学时，有几章节的题目是非常有趣的，如驳斥还原主义、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环境的忧虑、化学、教育和民主的关系等。

近年中国的年轻自然科学哲学研究者们也有不少佳作。吴国盛的《追思自然》与《现代化的忧思》和刘华杰的《以科学的名义》等都是值得阅读的好书。

曲福田：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大量优秀的科学著作出版。就我的研究领域而言，我认为以下几本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

1、林毅夫先生著的《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制度与技术变迁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书中的文章逻辑严谨，研究方法与思路对于经济学研究很有启发性。该著作的研究结论对于农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英）戴维·皮尔斯与杰瑞米·沃福德著的《世界无末日》，试图用经济分析的手段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与环境矛盾。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环境和发展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方面，更有人认为世界的末日将至。该书的研究认为环境与经济是可以相容的，世界是无末日的，重要的是在于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该书的研究内容与结论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美）R．科斯等著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选取了50年代以后在产权与制度经济学领域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章。本书中科斯提出了“社会费用问题”，揭示了权利的界定与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阿尔钦、登姆塞茨、张五常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形成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做了铺垫，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国内产权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目前我国的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利的理论基础。

某天文学家：近年来有些国内出版的专著是不错的，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李宗伟、肖兴华）、科学出版社《X射线天体物理学》（王绶、周义元）等，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工具书《英汉天文学名词》（李竞、许邦信）等。这些书科学内容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外在其专业领域的发展，针对的读者群体比较宽。

吕永龙：科学著作的读者数目相对较少，往往仅限于那个领域的行家阅读，只有行家里手才能给出对它们的准确评语。在过去的几年里，未听说有科学界普遍推崇的杰作。在环境科学领域，我比较欣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于1993年出版的三卷本《环境管理丛书》，它是由欧美环境科学家合作完成的，系统地论述了环境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最新进展及其应用，它的特点是系统、新颖、交叉、综合，具有极大的学术参考和应用价值。我于1996年组织人员将其翻译过来，译著受到广泛欢迎，已被多所重点大学列为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马中：Tom Teintenburg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因为中国还没有一本真正全面的环境经济学教科书。

吕永龙：我所知道的国外科学著作主要是在环境科学领域。国际科学联合会下的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组织国际知名环境科学家编写的许多环境科学著作都值得翻译到中国来，这些著作科学地综合了世界环境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对我国的环境问题的辨识、分析和解决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或应用价值。如近期出版的《世界主要河流的生物地球化学》、《核试验爆炸的人类与环境影响》、《评价化学物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方法》、《评价DNA损坏与修复的方法》、《环境中的转基因生物体》、《陆地上的硫循环》、《切尔诺贝利之后的放射生态学》等。作为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的秘书长，我曾经与SCOPE有关负责人讨论过翻译出版事宜，他们表示支持。我非常乐意与出版界合作将这方面的科学著作呈现给中国读者。

马中：出版界对一些新学科的发展潜力认识不足，选材时不能认真征求专家意见。作者、译者报酬太低，高水平专家不愿写书。

审稿制度不健全，报酬低，不认真。

某天文学家：由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限制，专著（包括编译）的数量与质量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内容滞后，特别是教育类；

二，由于著作者本身曾经有过的学科研究领域不博，对学科总的理解不完整，问题看得不清楚，不能将较复杂的科学问题阐述得深入浅出，缺少趣味性；

三，由于基础科学读者数量的限制，缺少明确针对读者群体的书籍，例如：大学生、成人教育、研究生、教师等；

四，价格与质量问题：出版印刷质量（指基础科学类）经常低于国内其他类图书，特别是图表部分，降低了可读性，更无法与国际出版物相比。同类图书与国际相比，价格要低5倍甚至更多，其质量可想而知，但目前的书价相对读者群体的购买能力已经不低了。

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问题会随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实力的增强及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科技图书的现状与我国相对还不先进的科技水平、出版业及作者与读者的素质符合。

一、基础科学图书需要有前沿性，而工作在前沿领域的学者不肯花精力写书。目前，科技界的评估政策比较侧重效益（主要是论文及成果），对专著的回报不足。常常是“没事了再写书”。

二、读者也比较重视对自己研究有直接的、近期有帮助的信息，像我本人一样，不倾向于通读专著以求完整学科的自身修养与建设。

三、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出版习惯：几十个大学教一本书、几十万读者读一本书、几十年不变一本书。当然，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

吕永龙：科学著作和科技图书的发行量相对较少，出版界从中获得的利润较低，所以，出版界出版此类书籍的动力较小。除此之外，选题所花的时间较长、选题不能充分反映科学进展和读者的需求也是阻碍我国科技类图书发行的重要原因。

马中：在我这个领域，中文的还没有。英文的有几本。

曲福田：1、《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吴敬琏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精神经济学》李向民著，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只有一个地球》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主编，石油化工出版社，1976年第1版

4、《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